山东菏泽一位普通的公民田明法站在原应是自家的宅基地面前，心里百感交集，又倍感无奈。这块0.33亩的宅基地，经过郭某鸣转手高价卖出，但这一切作为宅基地合法拥有者的田明法毫不知情。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，田明法多次找郭讲理。希望能解决切实问题，但这起看起来似普通的宅基地纠纷，折射出农村土地流转监管漏洞与基层治理的深层矛盾。
田明法在当时和近百户用户一起，各自出资购得村集体0.33亩（每户）的宅基地。
由于当时国家相对应的政策还不健全，村民共同出资购买集体宅基地的流程不够完善，按照惯例田明法和几十户用户一起，在时任村支书、村长的杨守义的见证下，选择了一块荒地作为购买的宅基地。随后杨守义安排了村干部对这块荒地进行测量，最终确定面积为0.33亩，购地的钱也交给了当时村会计王俊臣。由于相关流程的不完善，在村长见证以及村会计收款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具备一定的权威性，无论是田明法还是同样同时出资的近百户购买人，对此都很认可。
这也成为了本次事件的矛盾焦点，田明法认为自己购买宅基地的行为合理合法，在村领导的见证下缴纳了购地资金，那么这块地就理应属于自己。为此田明法和郭某鸣理论，但结果并不尽如人意，不仅在言语上大放厥词，甚至对田明法的人身安全进行威胁，作为普通人选择法律手段来维权，或许是最有效的。
为此在沟通无果的情况下，在2024年5月20日实名举报到公安机关寻求保护，并希望警方的介入能维护合法权益。但在没有任何的回复的情况下，田明法等了1年的时间，违反信访条例四十三条，直到2025年6月13日才公信回复，这显然违背了信访条例的多项规定，首当其冲就是其无故在法律规定时间以外没有任何说明依据。没遵守信访条例40、42、44条之规定，但这都不是田明法关注的重点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警方居然将这起案件定义为“经济纠纷”。
要知道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，扫黑除恶是不变的主题，而强买强卖更是重点打击的行为，田明法认为邻居郭凤鸣的行为，完全属于强行霸占他人财产，比所谓的强买强卖更为恶劣，在没有出任何一分钱的情况下，通过卖地获取了大量的非法收益。但警方将其定义为经济纠纷后，并没有立案，也就断绝了一条维权之路。这种结果就是无视国家信访条例规定，不作为、乱作为的工作作风表现。
但这并没有让田明法放弃自己的合法权益，在2025年6月到7月之间，通过邮寄信件的方式，将自己的诉求和大量的举报证明材料，13次交给了多级监管部门，包含但不限于市级和省级单位，仅仅在6月20日当天就同步寄送给了苏某忠书记、刘某栋局长和牡丹区信访办，如此密集的申诉举报，可以看出田明法维权的决心，但信件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回应。在7月26日再次向夏某俭厅长、宋某书记、刘某栋局长邮寄信件，信件的内容包含了一份证明材料。
材料的落款是当时的村书记杨某义，以及村会计王某臣的证明，两人均在材料中表示田明法的购地行为真实有效，并按上了红手印，事情到了这一步，基本上可以断定田明法的购地行为，是得到了村领导和认可，也符合国家的法律要求，但维权为什么如此艰难呢？有律师对此提出疑问，若田明法未完成土地变更登记，但已完成资金交付，对方已给予所属权，被侵占、维权正当。
农村土地流转是大势所趋，但从整体到细节，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，田明法是和其他村民各自出资购买宅基地，行为是否受到法律保护还有待商榷，根据田明法提供的材料，无法判断出资购买的用户是否属于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，若合资购买人为城镇居民或非本集体成员，那么购地行为就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。
宅基地的权属争端，或是宅基地的转卖，都绕不开村集体，那么村委会对这起事件应该做出回应。
由此可以看出村委会田明法宅基地纠纷，并没有做出有效的良性干预，而作为上级监管部门的单位，也没有介入调查，导致田明法维权困难。而田明法的诉求中，明确表示需要追回土地或等额赔偿，并追究郭凤鸣的刑事责任，这是农村土地流转中必须要解决的矛盾焦点。为此也有专家呼吁，政府部门应该加强完善农村土地流转的监管，并在法律层面上提供相对应的保护，作为主要执行方的村委会要贯彻落实，并建立权属公示系统，避免类似的土地权属争议不断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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